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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改革倡议书[原创]

其实在大陆的大德也不少,我见过好几个,活动也有。
佛法活动也参加了好几次,且年轻人也很多。
那些大德们也都很慈悲,基本上肯学就教,平易近人。
有次我见个大德,生活并不是很好,我就想供养,他也不要,我说我是供养僧不是给你,他说那你就放门外功德箱供养群僧,我说那我逢年过节寄点补品给师傅,他说不要收了还要送人,让我不要给他添麻烦。
前两天上海几个同修去看徐恒志老居士,他今年以90多岁了,那几个同修因为是年轻人,过去也不认识徐老,得了地址就去了,其实很不礼貌,但徐老还是很客气的见了大家,最后还送了一套书给大家,那套书在徐老那里也只有两套但他还是给了大家一套,让他们在年轻人里传着看。
今天小弟突然想起个问题,就发了个短消息问一个法师,法师很快就回了,还反复问我明不明白,还帮我举一反三,弄得我很不好意思,要知道我和这为法师只见过一面,且我知道这为法师平时跑香港,新加波,现在还在全国各地游走,别人要给他造个庙,他也不要,目前好象还居无定所。
还有很多,有时我一直在想,不是这些大德不传法,实在是我们不争气。
诚然佛教里也许有些人把经讲歪了,但这些大德的行为本身就是我们的老师,只要有他们在佛法就不会没人传,而我想我们是应该先学习,修证,然后再接过他们手中的棒,我想。

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-1-5 17:48:01编辑过]




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-1-5 18:14:19编辑过]

miyoun师兄说得很有道理,其实说大陆佛门沉沦是相对而言,十多亿人,不知虔诚的向佛人能有多少,特别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,情形恐怕更不乐观。对于年轻人来说,个人的确得发奋努力,但一个有利于整个佛门发展的环境还是非常重要的。现存的一些有影响的大德,基本上全是解放前出生,或至少是在文革前皈依佛门的,他们能有高的成就离不开时当的环境与师承。改革开放之后,物质生活日益发达,对佛门的影响负面的肯定要大于正面的,无论如何,近年来的发展迹象还是令人鼓舞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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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改革的不是佛教,也不是形式,而是我们这些学佛人的心。
从一个最小的事情做起,做一个让不学佛者也看到就起尊敬心的人,从自己做起。
要是佛门弟子都从自己做起,踏踏实实修学,端端正正做人,佛教自然会有更多的人亲近。
从争取做个善男子开始,一步一个脚印,走进西方极乐世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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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一件事目标明确之后,采取什么样的方式,对目标的实现则非常重要。学佛的过程就是修心的过程,所以‘学佛人的心’是在修行过程中革新的。不知宏龙师兄以为然否?
前面提出要探讨的是方式或形式的改革问题,所以在问题的层次上与宏龙师兄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。
其实近几百年来佛门不兴的原因,主要是戒律的废驰,而戒律则是学佛过程中的一种主要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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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律真的是很重要
我也是不能持之以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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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虚法师(1889-1947):中国佛教改革第一人(摘自历代高僧传
  在无边的佛法中,人间佛教是最根本最精要的,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。认定了佛在人间,那么佛说法也在人间,佛法即是佛在人间的教化。在近代佛教界中,太虚法师是力倡人间佛教的佛学家之一。他提出“佛陀出世间不离世间觉”,即,佛教的产生是在人间,就大乘佛教的观点讲,是要行菩萨行,做到自利利人,解除众生的苦难,使人获得安乐。太虚法师是言者也是行者。尽管世间对他有种种误解,然太虚法师能始终如一地循着自己对佛法的认识,不遗余力,勇猛精进,教化世间。
    太虚法师,生于1889年,出身于贫寒家庭,5岁丧父,6岁丧母,幼年又多病,由外祖母抚养成人。16岁在苏州的平望山小九华拜士达和尚为师。剃度出家。不久,由士达和尚带到宁波天童寺,依敬安和尚受具足戒,因太虚聪慧过人,深受戒师寄掸和尚的赏识,并得到他的培养。后来随敬安参加了江苏借伽教育会,来到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,跟随扬仁山居士学习佛学。原来生活在深山古寺,自此开始从事佛教运动。
    大师的一切行为都发自他对佛法的认识,他认为适应现代化的佛法,当以人类为中心,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,普度一切有情,变过去神本鬼本之佛教为人本之佛教。而人生佛教的第一要义在于解决现代社会人生问题‘第二要义则应摆脱注重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,适应现代社会的群体,悲智双运,大智大悲开展群众运动为中心;佛法的第三要义当以圆渐的大乘佛教为中心。此后,在此思想基础上,太虚法师的一生行动皆以此为中心展开,积极从事佛教改革。太虚法师锐意改革,不管方法和结果如何,其情可叹,其行可敬。由于他一贯地本于纯洁无疵的净信,故能在外界的谣传与低毁面前,内心始终清净。
  为了实现自己的正见,达到体认真理,法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。在八指头陀的追悼会上,法师提出了佛教宜三种革命说,力主除旧布新,引起了上海佛教界的激烈争辨。其内容为:第一,组织革命,即制度革命。自佛教传入中国后。在内部建立宗派制度,成立子孙制,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。法师提出废除剃度制度和传法制度,主张创办佛教大学,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,主持寺庙。第二,财产革命,即经济革命。提出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,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,用来兴办教育,培育憎才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。第三,教理革命,即思想革命。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之神教、鬼教、巫教等迷信成份、主张建立人生佛教,并作出“如果发愿成佛,先须立志做人”,“人成即佛成,完成在人格“的著名论断。大师的三种革命之说,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‘后法师又作《敢问佛学丛报》一文回答《佛学丛报》主编薄一乘的反对文章,谓三种革命说,是指思想、制度、经济并重,完全能把握住佛教革新的全部问题,绝不是薄一乘之辈可能理解的。此后,大师力抗阻力,依旧不断为改革铭教而努力。
    1915年,太虚法师发表了《整理僧伽制度论》,言我国佛教到了近代,依然承袭丛林古制。憎众热衷于赶经仟,超度亡灵,品质低劣,思想僵化。那些护法的居士们,除了造庙修塔,求感应,祈保佑之外,无任何作为。这样老态龙钟的佛教,不能立足于现代社会,法师痛感在现代社会下,若依然因循旧的佛制,佛教事业是不能得到广事弘扬酌。有鉴于此,他奔走呼号,提倡革新、主张政教分立,建立由憎伽统一的僧团,此文后被译成日文出版。

  1921年,太虚法师在《僧自治说》一文中说:“佛之因行以敬三宝报四思为本,应随时代之不同而有差别。在自由的社会里,应从事农矿,农工、医药、教育、艺术为成佛之因行。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,则加为警察、律师、官吏、议员、商贸等。”他认为从事社会职业,利益人群,造福社会,才是成佛的因行。法师的佛法是以人类为中心的,人生佛教的要点,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以仁义代替残杀,以义利代替偷盗,以礼节代替淫邪,以诚信代替欺骗,以节制饮食代替酗酒暴食,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。推而广之,国与国之关系,以和平友好代替战争仇恨。这样,世间人人都是佛,处处都是佛国。从佛教制度上,他认为保教徒首先是一个公民,公民的义务和责任,是建设国家,保卫国家。只有尽了公民的责任,才能谈得上酬报佛思,福利社会,以佛教徒的三贩、五戒、十善来要求自己的言行。佛教徒不能把信仰当成职业,赖此谋一身一家之生活。信仰是个人的私事,每个宗教徒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社会职业。
    1927年,他发表《僧制今论》,主张健全佛教组织,提高僧侣和信众的德学,积极从事社会文化事业、福利事业。
    1930年,太虚法师提出“建憎大纲”。主张全国寺庙不分宗派,建立统一的学僧制、职僧制和法僧等三级僧制。他计划用12年时间,大量培养大学本科生和佛学专家等佛教高级知识分子,培养约25000名寺庙高级管理人才,对那些丧失工作能力,年老多病的僧民,把他们集中到山林寺庙里去静养浴修,使老有所养。
    1940年,伯在《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》一文中说:今菩萨行实行者,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,精博优良的佛学相科学知识,参加社会各部门工作。如出家的可以参加文化界、教育界、慈善界等工作;在家的则政治界、军事界、实业界、金融界、劳动界,使国家社会民众,部得佛之利益。
  太虚法师正是基于这种对佛法的正信,孜孜不倦,力倡佛教之改,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佛教能适应现代社会,获得新的生命力。为此,大虚法师积极筹办佛学院。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、北平柏林佛学院、汉藏教理学院、巴利文三藏学院等。太虚法师创办汉藏教理学院有两个良好的愿望,一是与藏族地区的广大藏胞团结合作,交流汉藏地区所传佛教教理,欢迎西藏的“格西”到学院教藏文,讲西藏佛教。二是帮助有志去西藏求学的学生,前往康藏深造。第一个赴藏求法团,就是法师的学生大勇率领的。这个求法团的成员,多是武昌佛学院的高才僧,如已故的法草、严定、段克兴等,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观空。他们对翻译、教学、科研、著述等都曾做出贡献。
    法师不仅致力于改革佛教,筹办佛学院,培育僧才,还乘周游各地的机会,讲经说法,弘扬佛学。在台湾宣讲《真常之人生》、《佛法两大要素>在苏州象坊桥观音寺讲《维摩诸经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;在南京讲《普门品》;在杭州讲《唯识二十论》、《华严经》;在北京讲《法华经》、《因明论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大阿弥陀经》‘在庐山开暑期讲演会;又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,邀请日、德、美、芬兰等国佛学家前来参加这个盛会。他还于
1925年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。1926年遍访南洋各地。1927年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查。1928年秋赴英、法、德、荷、比、美等国宣讲佛学;应法国学者建议.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。
    太虚法师在国家罹难之时,决不是袖手旁观,而是以自己仅有的力量,以自己所能做到的来教化众生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,战争烈火横烧亚、非、欧、美各国,世界动荡不安,国内也处于列强入侵、军阀混战、灾害濒繁的局面。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思想混乱。精神空虚。这个时候,法师认为难有大乘佛教精神,才能担负起改造世界、挽救中国的历史使命。
  纵观大师的一生,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类,他的佛法的精神也始终是人间佛法。他感于众生有情的苦难而不忍,积极予以救助,认为这才是佛门弟子真正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他的一生不为名,不为利,总是为人类.为佛教事业而奔波。或为了佛教利益出入于政界,或深入寺庙进行组织、实践、演说。


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-2-16 2:43:31编辑过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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